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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謂票據喪失

票據之喪失，指票據權利人在違反自己意思之狀態下喪失票據占有。這一概念包含這樣兩個構成要素：票據的喪失是違反票據權利人本身意思的，票據權利人已喪失票據之占有。對這兩個構成要件分述如下：

（1）違反權利人的意思表示：指票據權利人本身沒有喪失票據權利的意思而票據事實上喪失。主要包括兩種情形：票據權利人在無意識的狀態下喪失票據占有，如遺失，被盜：票據權利人有意識但無力抗拒情形下喪失票據之占有，如強奪，搶劫。

（2）喪失占有：占有，指事實上占有、控制票據之狀態。事實上占有、控制票據的狀態，包括票據權利人自己支配票據以及排除他人支配票據，同時時間上必須具有連續性。喪失占有，即票據權利人喪失對票據的占有和控制，包括喪失對票據的直接占有和間接占有兩種情形。

票據喪失包括絕對喪失和相對喪失兩種情況。絕對喪失又稱票據的滅失，是指票據的物質形態發生根本性變化，從外觀上已不再表現為一張完整的票據；相對喪失又稱為票據的遺失，是指票據的物質形態沒有改變，只是脫離了持票人占有。在絕對喪失的情況下失票人較易通過法定措施補救自己的票據權利，對絕對喪失票據的救濟不是通常所討論的票據喪失之救濟。權利救濟中的票據喪失一般是指票據的相對喪失。

票據的喪失是票據流通過程中常見的情形，不能簡單地把責任歸咎于票據權利人，很多情況下即使票據權利人盡了保護自己所占有的票據的最大注意，也不能完全避免票據的喪失。如果把票據喪失的風險責任單純地由票據權利人承受，無疑將降低票據在票據使用人心目中的價值，極大地損害票據流通性。顯而易見，當票據當事人在取得票據后還要擔心若票據因為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件而喪失后仍要由自己承擔票據喪失的風險時，票據當事人將會盡量排斥對票據的使用，以保證利益不受損失。因此，為了保證票據的流通性這一至關重要的根本屬性，必須在票據權利人喪失票據后對其進行救濟，保護票據權利人的利益。

二、現行票據喪失的救濟方法及其不足

在世界上主要國家的法律和司法實踐中，對票據喪失的救濟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失票人向法院申請公示催告；二是失票人在一定條件下向法院提訟。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多采前種方法，英美法系國家和地區多采后種方法。但是由于各國之間對此規定差異太大，目前國際上尚無對此的統一規定。我國《票據法》對票據喪失規定了掛失止付、公示催告和提訟三種救濟方法：

（一）掛失止付：掛失止付是指在票據喪失后，失票人將票據喪失的情況通知付款人（包括付款人），請求付款人在法定期限內對掛失的票據不予付款，防止票據款項被人領取（包括善意第三人），以保護失票人權利的票據喪失救濟措施。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生效的《支付結算辦法》第48條規定，“已承兌的商業匯票、支票、填明‘現金’字樣和付款人的銀行匯票以及填明‘現金’字樣的銀行本票喪失，可以由失票人通知付款人或者付款人掛失止付”。法律出于對付款人利益保護、避免由付款人承擔失票風險的考慮，限制掛失止付的適用范圍是合乎法律精神的。

掛失止付的提起人應為喪失票據的人，即失票人。我國票據法第15條只規定失票人可以掛失止付，并未限制失票人資格。因此，對于失票人應當從寬理解，不應以票據權利人為限，喪失票據占有的權利人、義務人或者票據關系人均有權提起掛失止付。掛失止付的相對人應為喪失的票據上記載的付款人，包括付款人。掛失止付的效力在于使收到止付通知的付款人暫停票據付款，付款人在接到掛失止付通知后，應在法定的期間內停止對票據的付款，否則應承擔賠償責任，但付款人或付款人在收到掛失止付通知前已付款的除外。

結合《票據法》和《止付結算辦法》規定，付款人或者付款人在收到掛失止付通知書后，應在3日內暫停止付，在這3日時間內，如果付款人收到了失票人已提訟或者申請公示催告的證明，則可以使止付的效力延長到12日。之后如果收到法院的止付通知書，掛失止付應當繼續維持下去，直至法院對票據權利作出判決。由此可見，掛失止付只是失票人喪失票據后可以采取的一種臨時補救措施，以防止所失票據被他人冒領。掛失止付并未對票據權利加以確認，失票人若想恢復自身的票據權利必須通過公示催告程序或者訴訟程序。另外，掛失止付程序也不是公示催告程序和訴訟程序的必經程序。

（二）公示催告：所謂公示催告，既是一種法律程序，又是一種法律制度。從前一種意義上講，是法院依失票人的申請，以公示的方法，催告票據利害關系人在一定期限內向法院申報權利，如在一定期限內沒有申報權利，則產生失權的法律后果的這樣一種程序；從后一種意義上講，則是失票人向法院提出申請，請求宣告票據無效，從而使票據權利與票據本身相分離的一種權利救濟制度。進行公示催告，需要首先由合法申請人向有管轄權的法院提出公示催告的申請。根據我國票據法第15條第2款的規定，如果失票人未向付款人發出掛失止付通知，可以隨時申請公示催告；如果失票人已經向付款人發出掛失止付通知，則應當在通知掛失止付后3日內，申請公示催告。有權提出公示催告的申請人應為票據的合法權利人，包括票據上所記載的收款人以及能夠以背書連續來證明自己為票據合法權利人的被背書人。同時還應當允許出票人作為公示催告的申請人。在票據遺失后，已經知道現實持有人的情況下，失票人則不能成為公示催告的申請人，只能依普通民事訴訟程序，提起返還票據的訴訟。法院受理公示催告申請后，應當立即向票據付款人發出止付通知，并應當在3日內發出公告，催促利害關系人申報權利，公示催告期間至少為60日。

在公示催告期間，有人提出權利申報或提出相關的票據權利主張時，法院就應當立即裁定終止公示催告，并通知申請人和票據付款人。在公示催告期間屆滿后、除權判決做出前，有利害關系人申報權利的，也應該裁定終結公示催告。此后，申請人與權利申報人就應通過普通民事訴訟解決雙方有關票據權利歸屬的糾紛。公示催告期滿，沒有人提出權利申報或者提出相關的票據，或者申報人提出的票據非申請人喪失的票據時，則依申請人的申請，由法院做出除權判決，宣告票據無效。

（三）普通訴訟程序：即失票人在喪失票據后，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法院判令票據債務人向其支付票據上所載的金額。法院根據失票人的申請對票據權利歸屬做出判決，認定申請人是否為所失票據的合法權利人。我國票據法沒有對該程序做出詳細規定。我國票據喪失的救濟存在著以下缺陷：首先，掛失止付程序僅僅是一種臨時性的補救措施，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票據合法權利人喪失票據權利的問題；其次，我國對公示催告程序做出60日公告期間的規定。公告期間或者公告期屆滿后除權判決做出前，如沒有利害關系人申報權利，則通過判決宣告票據無效，恢復申請人的票據權利。

然而，在實踐中，可能出現票據的利害關系人并沒有在60日的公告期內發現所持有的票據正在被進行公示催告的事實，因而也不可能去申報權利。如此一來，則票據喪失的風險則完全落在了票據善意第三人身上，不利于票據的流通，也對善意第三人相當不公平；再次，我國票據法中沒有對如何通過普通訴訟程序解決票據權利歸屬糾紛做出規定，民事訴訟法中也僅規定了，利害關系人在除權判決生效后，還可以向人民法院。這些缺陷都導致了對票據利害關系人和善意第三人保護的不力。票據的原權利人無論是因被盜、遺失或者其他原因而喪失票據，其自身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過錯，應當由自身承擔票據喪失的相當程度的風險。法律規定了對其票據喪失的救濟，但卻不可以矯枉過正，使得票據喪失的風險完全轉移到他人身上，否則就違背了基本的公平原則，挫傷民商事活動當事人使用票據的積極性，這對票據本身的流通性同樣是個極大的損害。

三、完善票據喪失之救濟

通過以上對我國票據權利救濟制度不足之處的論述，可以看出，現行的票據救濟制度過多的保護了票據原權利人的利益，把票據喪失的風險大部分都轉移給票據善意第三人和利害關系人。這樣的規定是不科學的，使得票據喪失的風險承擔出現了失衡，本身沒有過錯的善意第三人和利害關系人反而要承擔票據喪失的風險。當事人在進行票據流通的時候，還要考慮自身可能會因無法預料的原因而遭受利益損失的可能性，這無疑會打擊當事人使用票據的積極性。如此一來，則會大大損害了票據流通性這一至關重要的票據根本屬性，也會使票據的流通和使用陷入困境。

針對現行票據喪失救濟制度在實際運用中所產生的一些問題，筆者嘗試在現行票據喪失救濟制度的基礎上針對其不足之處做出改進，使得票據喪失風險在各方當事人之間得到更為公平的承擔，也使得各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得到更好地保護，以期維護流通性這一票據的根本屬性。

掛失止付作為失票人喪失票據后可以采取的臨時性補救措施，在實踐中已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掛失止付可以使失票人在得知喪失票據占有后迅速地向票據付款人（包括付款人）通知票據喪失的事實，并要求其停止付款。但是在實踐中應當要求這種通知以書面形式做出，同時失票人還應當將該票據的副本向付款人提示，證明其擁有該票據，是票據的合法權利人，另外還要說明不能出示票據的事實和理由。當然掛失止付并不是申請公示催告和提訟的必經程序，是否通知掛失止付是失票人自身的權利，由失票人依自己意思自由處分。

失票人在通知掛失止付后3日內，沒有掛失止付的可以隨時向有管轄權的法院申請公示催告。法院在審查失票人的申請后，認為符合申請公示催告程序法定條件的，應當立即向票據付款人發出止付通知。當時法院還應當在3日內發出公告，催促利害關系人向法院申報權利。在60日的公示催告期間屆滿后，如果沒有利害關系人申報權利或者提出相關的票據，或者申報人提出的票據非申請人喪失的票據時，則法院可以依申請人的申請做出判決，宣告票據無效。同時，對于我國現行票據法規定的“公示催告期間，轉讓票據權利的行為無效”，筆者建議修改為“公示催告期間，善意轉讓票據權利的行為無效”。這樣才能更為充分保護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權利，避免對失票人的保護有矯枉過正之嫌。票據流通當中相當重視票據無因性以及票據行為的獨立性，若因對失票人權利過多保護而任意損害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權利，則違反了票據流通中無因性和獨立性的基本規則。法院做出的除權判決，是對公示催告申請人票據權利恢復的確認。

自該判決做出之日起，申請人有權依該判決，行使其付款請求權和追索權。為了防止由于利害關系人由于正當合理的原因未能在公告期內申報其權利，其后可能發生的票據權利歸屬糾紛，在宣告票據無效的同時，法院可以要求申請人提供相當于票據金額的擔保。擔保的性質及其條件由申請人和票據付款人之間的協議規定，如不能達成協議則由法院進行規定。如果申請人不能提供擔保，法院可以要求申請人將已喪失的票據的金額予以提存，存放在法院或者適當的主管當局或機構，提存的時間為從判決之日起至票據到期日。因為在票據到期時，如果利害關系人尚未對其票據要求付款，則可視為其放棄自身持有的票據權利，法律無須再對其進行保護。如果在此期間，利害關系人提出相關的權利主張，在利害關系人提供充分的證據證明自己是善意第三人后，票據付款人應當對主張權利人進行付款。票據付款人在付款后則可以取得擔保品，或者取得擔保品變賣后的價款。失票人則可以根據利害關系人所提供的相關證據提起針對從失票人處取得票據的不法侵害人的侵權訴訟。

若在票據公示催告期間，或者在公示催告期間屆滿后除權判決做出前，利害關系人提出權利申報或者提出相關票據主張權利時，法院應當裁定終結公示催告程序，并通知申請人與票據付款人。在公示催告程序終結后，申請人和權利申報人應當提起有關確認票據權利歸屬的訴訟，通過普通民事訴訟程序來解決其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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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教育法》中明確規定：“教育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基礎，國家保障教育事業優先發展。”教育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基石和先導，是塑造未來的事業，所以教育領域的法制化和法治化是非常重要的話題。

我國現已有大量的調整教育活動的法律法規出臺，而且關于教育的立法活動還在不斷進行。但是現實情況是近年來涉及教育權，教育活動的糾紛頻仍，諸如涉及侵犯受教育權、殘疾兒童的入學權、教師的懲戒權等等問題的案件不斷出現，但是從訴訟立案到判決都遇到了難題，從程序到實體都遇到了適用法律上的障礙。有的案件如齊玉苓告陳曉琪侵犯其受教育權案最終按侵犯姓名權進行判決；有的援引了行政法的法律規定；有的是作為民事關系進行了解決，各地方法院在處理同類問題時依然存在大量觀點上的不統一，這些法律適用活動仍然沒有被最終明確。究其原因是當前社會處于迅速發展和劇烈變革中，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領域對教育領域不斷滲透，教育主體多元，教育關系錯綜復雜，來自于社會的各種矛盾與教育領域內部的固有矛盾交織在一起，使得矛盾與糾紛叢生。

另外，從法律的價值上講，教育的法律控制的實現，不單是在于在立法上制定了多少倡導和維護教育法律關系和教育秩序的教育法律、法規，關鍵在于使這些教育法律關系和教育管理秩序在教育管理中得到全面的實現。教育法律適用過程是實現教育法律價值的過程，法律適用的概率越高，表明法律價值的實現程度越高，即法律價值化程度越高。

所以，通過對教育法律關系的進一步分析，明確教育法在我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從而準確、及時、正確地實現教育法律法規的適用，實現教育領域的法治的要求已經非常緊迫，這種要求已經深刻觸及了制度和法律的層面。

二、不同的觀點

2O世紀60年代，日本法學界對教育法的地位提出兩種對立的觀點，即“教育行政法規學”和“教育制度獨立自法說。”這一理論啟發了我國教育法學研究者對我國教育法地位的討論，探索，引發了1993年至今仍未衰退的學術爭鳴，概括起來大致有以下觀點：

(一)完全獨立說

主張是以特有的教育關系作為調整對象，有特有的法律關系主體和法律基本原則并有相應的處理方式。

(二)隸屬說

持這一觀點的學者認為教育法隸屬于行政法，是行政法律部門的一個分支，不是獨立的法律部門，不具備構成部門法的條件。因為“教育法體現了國家對教育的干預和管理，或者統稱為國家調控教育的原則，這種調控在我國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通過行政行為實現的，因此，教育法就其基本性質而言，可以界說為調整教育行政關系的法規的總稱。”

(三)相對獨立說

認為教育法應脫離行政法，與文化法、科學技術法、體育法、文物保護法、衛生法等共同組成文教科技法，教育法是其中一個分支。從尊重人才，重視文教科技等因素來考慮，亟須加強這方面的法律，這一部門法中包括：教育法、科學法、版權法、專利法、發明獎勵法、新聞法、出版法、文藝法、廣播電視法、文物保護法。

(四)發展說

認為目前教育法的調整對象仍以行政法律關系為主，調整方法也屬于行政法范圍，但教育法同時調節著具有縱向隸屬特征的行政法律關系和具有橫向平等性質的教育民事法律關系。隨著教育法的繼續深入發展，調整對象、調整方法的繼續完善、教育法應當獨立。由于教育社會關系與其他社會關系有明顯的獨立性，這就為教育法歸成為一個獨立法律部門打下基礎。

以上的不同學說是在不同的基礎上，從不同的角度上提出的。筆者認為，要明確教育法在我國法律體系中的位置，明確教育法律關系的性質，從而使教育法律法規得到切實有效的適用，必須分析在教育活動中形成的各種關系的性質，只有這樣，才能從理論和現實上解決問題。

三、解析教育領域內的社會關系

“教育關系”屬于行政關系，民事關系，還是其他性質的社會關系呢?調整這些關系的教育法律法規的性質如何界定?在司法實踐中適用何種程序法呢?只有對這些與教育相關的社會關系進行科學地考察，才能明確“教育法”處于我國法律體系中的哪個部分。這是教育法學研究的一個基本問題，它不僅與教育法學的研究對象、教育法的分類、體系構成等直接相關，而且對教育立法活動和司法實踐也有著深刻的影響。

學校作為法人組織(有的學者認為高等學校具有法人地位，中小學不具有法人地位)，在社會生活中和方方面面發生著聯系，形成了不同的社會關系，下面對一些主要社會關系進行解析。

(一)我國教育與政府的關系

在我國政府《教育法》第十四條明確規定：“國務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根據分級管理、分工負責的原則，領導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國務院領導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這說明政府對各級各類學校進行行政管理、行政干預和施加行政影響，學校處于行政相對人的地位，兩者之間是行政關系。

隨著大量社會力量介入教育領域，大量的私立學校紛紛建立，而私立學校的辦學自的來源不是國家權力，而是民事權利，權利的特點是“法不禁止便自由。”但是這種權利的運用方向是教育，而教育是一個利益沖突集中的領域，不同的人對教育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試圖通過教育實現不同的目的，因此決定了這部分領域而不能完全交給市場，完全按照市場規律運作，如果出現“市場失靈”，將帶來極大的影響，因為教育是有時效性的，但是也不能完全由政府來掌控，因為政府既不是投資者，也不是辦學者，所以政府必須有限介入，進行宏觀調控，對民間辦學權利明確界限但同時給予保護，《社會力量辦學條例》的頒行，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府的有限調控，在這個范圍內形成的就是行政關系，在此范圍之外形成的社會關系，應該定位為民事關系。

但是，政府在對學校的管理中關于學校的自主辦學權的內容必須要研究，因為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教育的民主化的不斷演進，學校需要更多的辦學自，實現政府的角色定位和權力的分化是必然的要求。

(二)學校與學生、教師的關系

教育法律法規的功能簡言之就是能夠實現“依法管理”和“依法維權”。

《教育法》第28條規定，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行使以下權力：“……2．招收學生或其他受教育者；3．對教育者進行學籍管理、實施獎勵或處分；4．對受教育者頒發相應的學業證書；5．對教師及其他職工，實施獎勵或者處分……”所以，從教育法的規定可以看出，學校是經《教育法》授權，行使國家權力，學校在行使這些權力時，與學生和教師之間形成的是行政關系，學校是行政主體，學生和教師是行政相對人。作為學生，在校期間要接受學校的管理，雖然在學理上有從不同角度形成的不同的認識，如公法上的特別權力關系論，教育法上的教育契約關系等等。但是學校出于教育目的，在法律規定的范疇內設立校規，對學生進行管理，甚至懲戒，尤其是在我國的義務教育階段，在總體上應該被認為是行政行為；而涉及到學生在校內所使用的硬件設備，包括教學設施、伙食、住宿等完全可以根據合同進行約定，如果發生糾紛，作為民事案件就可以解決。但是私立學校還是有其特殊性，學生入校時需要和學生的監護人簽定相關的合同，不僅對學校的教學設施和服務標準進行約定，同時對管理的內容也進行約定，所以體現出了特殊性，公權力和私權利發生了一定的交叉，如果出現了糾紛，根據法學理論，我國一般是公權優先，可以按照行政關系界定，但大部分關系是作為民事關系界定的。隨著社會力量辦學規模的逐步壯大，對這部分領域進一步研究并作出相關規定是非常迫切的。

在學校內部，學校和教師之間的關系是一種由權責分配和學校工作的特陛所決定的管理關系。

《教師法》、《高等教育法》等都規定了教師聘任制，雙方作為平等主體簽定聘任合同，但是基于我國教師制度的歷史和現實中教師聘任制度和教師的資格制度、職務制度密切相關，而高等學校接受教育行政部門的委托，對本校教師以及擬聘本校的教師實施資格認定，代替履行教育行政部門的職責；在教師職務評審中，高等學校作為法律、法規的授權組織，具有行政主體資格。因此，無論是在教師資格認證還是教師職務評審過程中，高等學校和教師之間形成教育行政關系，中小學教師也面臨這個問題，所以學校和教師之間形成了微妙的關系，一方面作為管理者，與教師形成了不對等的管理和被管理的法律關系；而作為聘任人，學校和受聘教師問形成的是平等主體問的法律關系，在這雙重身份下，學校很難主動放棄行政職權；而且長期以來，教師和學校形成的復雜的人身依附關系、如人事關系、住房、子女就學等等，使教師在聘任過程中更加處于被動地位。所以公辦學校和教師的關系主要還是行政關系，是內部行政關系。但在私立學校和教師的關系是合同關系。

(三)學校與社會其他組織的關系

學校作為一種社會組織，與它所處的內外環境構成了一系列的社會關系。學校和企業單位、集體經濟組織、團體、個人之間，既有互相協作、又存在著復雜的財產所有和流轉關系。在這些關系中，學校是以獨立的民事主體的資格參與其中的。最突出地反映在所有權關系、鄰里權關系和合同關系上。這些都是明確的民事關系，完全可以按照《民法通則》、《合同法》的規定進行活動，不過由于我國還大量存在機關辦學的情況，所以學校在產權的界定、變更等方面還存在著很大的障礙，尤其是學校合并的過程中，出現了大量政府機關的財產權和學校的財產權無法區分，無法實現產權明晰。所以，進一步明確學校的獨立法人地位、實現政府的角色轉化和權力分化是非常迫切的事情。

四、結論

綜前所述，教育法律關系總的來說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縱向性的法律關系，一般稱教育行政法律關系；另一類是橫向性的法律關系，一般稱民事法律關系，那么根據法律關系的不同，自然可以由行政法和民事法律進行調整，而不是單純的討論教育法，所以，本文作者認為，不應當把“教育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教育法”的外延應當包括“教育行政法律”和“教育民事法律”兩部分。由相關的教育法律法規調整的社會關系的性質和調整方法不具有獨特性，在現行的法律框架內就可以解決，如果按持“完全獨立”說的學者所論，“教育法”作為一個單獨法律部門，就會出現法律部門間的交叉，給立法和執法都帶來不必要的麻煩，會和我們劃分法律部門的初衷相違背。而隨著教育領域的不斷發展，我們面臨的問題不是創新法律部門，而是實現公權利和私權利的邊界的界定，明確政府、市場主體、辦學者和參與學習者在教育活動中的權利義務，并提供權利的有效救濟途徑和權力的恰當的實施方式。:

同時對以下幾個問題需要進一步思考和研究。

(一)《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性質認定需要進一步研究

本文的以上觀點是基于為了解決現實問題而提出的相對有可行性的方案。如果從理論上仔細分析，還是有缺陷的，比如《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性質是不是行政法，如果是，學校當然是行政被授權主體，反之就面臨立論被全面的危險。

(二)政府在教育領域中的定位需要進一步確認

作為行政管理者必須和辦學者、出資者的身份有一定的區別，尤其是高等教育建設中，減少直接以行政手段干預學校工作，而可以采取規劃、審批新建高等學校、制定標準、評估和監督等手段對學校建設進行調控。從未來發展來看，教育領域的法治化發展和政府職能的轉變有密切的聯系。

(三)確認學校的法人地位，保護學校的法權利

雖然對學校的法律地位有種種不同的看法，但是學校作為法人不管是從《民法通則》，還是《教育法》的規定上看都是不容質疑的，但是現實中學校的財產權、人格權受侵犯的現象依然存在，尤其是行政辦學的情況下，行政權力和學校的法人權利間的沖突是經常存在的。

(四)繼續深化教師資格認定及相關職稱等認定的社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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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準確把握《實施辦法》的新特點和新要求

我省《實施辦法》適應全省經濟社會發展和水土保持工作新形勢要求，與《水保法》相銜接，體現我省水土保持工作特點，進一步細化了《水保法》的規定，使之更具可操作性，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開展水土保持工作的法律準繩。《實施辦法》共7章43條，主要有“十個特點”。一是將平原納入了水土保持工作范圍。規定水土保持規劃的范圍主要包括山區、丘陵區、風沙區和平原水土流失易發區，提出了平原水土流失防治措施體系。二是建立了政府水土保持責任目標年度考核獎懲制和工作報告制度。規定在水土流失重點預防區和重點治理區，實行各級人民政府水土保持目標責任制和考核獎懲制度，上級人民政府每年對下級人民政府水土保持責任目標落實情況進行考核獎懲。下級人民政府每年向同級人大和上一級水行政主管部門報告水土流失防治情況。三是嚴格了我省禁止開墾的陡坡地范圍。除《水保法》規定的禁止開墾25°以上陡坡地種植農作物外，我省規定禁止在大中型水庫周邊匯水區域20°以上的陡坡地開墾種植農作物。四是嚴格了農林開發活動監督管理，建立了水土保持方案備案制度。規定開墾一般荒坡地10萬m2以上、在陡坡地上成片種植經濟林5萬m2以上的，應當編制水土保持方案，報縣級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門備案，由縣級水行政主管部全面貫徹落實水土保持法律法規門監督實施。五是強化了水土保持方案制約作用，建立了水土保持方案限批制度。規定未編制水土保持方案或水土保持方案未經水行政主管部門批準的，生產建設單位不得開工建設項目主體工程、附屬配套工程和前期工程；水土保持設施未經驗收或者驗收不合格的，該項目不得通過驗收、投產使用；對未按水土保持方案落實水土保持措施的單位和個人，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門可以暫緩批準其新建項目的水土保持方案。六是強化了政府對采挖、排棄土石渣活動的管理，建立了責任追究制度。要求縣級人民政府加強對采挖、排棄土石渣活動的管理，統籌規劃本行政區域內的取土、挖砂、采石范圍和廢棄土石渣堆放點，制定廢棄土石渣綜合利用規劃和管理辦法。七是授權河系管理機構水土保持職能，加大水土保持監督管理力度。規定省人民政府批準設置的河系管理機構，在所管轄范圍內依法承擔水土保持監督管理職責；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門、省人民政府批準設置的河系管理機構負責對水土保持方案實施情況進行跟蹤檢查，發現問題及時處理；相關行業規劃涉及跨界河道的，應當征求河系管理機構意見；市、縣水土保持規劃應當同時報所在流域河系管理機構。八是建立了水土保持監測工作保障機制。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加強水土保持監測工作，建立健全監測機構，將監測工作經費列入同級財政預算，保障監測工作正常開展。九是明確了城鎮水土保持工作的主要任務。規定在城鎮舊城改造與新區建設、產業園區建設中，應當加強土砂料等面的臨時防護，設置下凹式綠地、水池、水窖、滲井、滲水地面等降水蓄滲設施，減少水土流失，減輕內澇災害。十是提出了建立我省水土保持生態效益補償機制的路徑。要求政府根據國家有關規定，實施水土保持生態效益補償制度，每年從煤炭、石油、礦山開采、電力開發以及大中型供水工程收益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資金，專項用于河流源頭區、水源涵養區和飲用水水源保護區等區域水土流失的預防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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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保護生態環境和生活環境來說，學生在校期間，就應該讓他們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不隨手亂丟雜物、垃圾，以保持環境的整潔衛生。我校現在正在加大力度整治學生在校園中隨意亂丟、邊走邊吃的現象，要求垃圾雜物必須扔進垃圾桶，進食必須在食堂、小賣部內進行。經過一段時間的督查，學生的不良行為大為改觀，校園內也干凈整潔了許多。當學生走向社會后，在旅游行業的工作中，由于現在良好行為習慣的養成，面對廣大的旅游消費者，他們不僅可以以身作則，給游客帶好頭，還可以在整個游樂過程中，督導游客保持旅游環境的生態平衡，為國家的可持續發展貢獻自己的綿薄之力。

二、掌握旅游法規的基礎知識

旅游業的主要法規依據較多，如:憲法，合同法規制度，旅行社管理法規制度，導游人員管理法規制度，旅游業務管理相關制度，旅游投訴法規制度，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律制度，旅游出入境管理法律法規制度，旅游資源保護法律制度，娛樂場所管理法規制度等等。這些法律法規對旅游業和從業人員起著嚴格的規范約束作用，學習它們就顯得尤為重要。

通過對這些法規的學習，應讓學生熟練掌握:法的本質和特征，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國家機構體系，公民的基本權利、義務;合同法及基本原則，合同的訂立、履行及效力，合同的終止、解除與違約責任;旅游社的分類、設立條件、申報審批程序、經營范圍，旅游業務的經營規劃;對游客合法權益的保護，消費者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侵權應該承擔的后果;對旅行社及其分支機構的監督、檢查、管理以及質量保證金制度，出境旅游的管理;導游人員的執業、從業資格、條件，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工作中的計分、年審管理及等級考核制度，從業時的勞動合同、勞動保障和勞動爭議處理;業務管理中安全、出入境、交通、食宿、娛樂、資源等的管理制度;風景名勝區、自然保護區、文物的保護;旅游糾紛的解決途徑，旅游投訴的受理與處理。

如果我們的導游熟知旅游法律法規，就知道游客的要求不合法，也知道怎么樣去維護自己的人格尊嚴。因為根據《導游人員管理條例》的規定，導游人員進行導游活動時，其人格尊嚴應該受到尊重，其人身安全不受侵害。導游人員有權拒絕旅游者提出的侮辱其人格尊嚴或違反其職業道德的不合理要求。

三、熟悉旅游業職業道德和規范

人們的行為，不僅受法律的約束，也會受道德和規范的影響。在這方面的學習中，應讓學生熟悉:怎樣認識、改造世界，如何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公民道德建設的內容以及加強公民道德建設的要求;作為旅游業從業人員的正確職業意識，道德規范意識，熟悉從類的行為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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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礦業領域內的投資者或潛在投資者，了解并熟悉現行法律法規甚至是地方性規定對于礦業稅收的具體要求，是極為重要的。因為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或影響著投資者投入成本與資本回收之間的比例，資金壓力大小，以及收回成本時間等諸多方面，進而左右著投資者是否進入礦業領域或具體進入哪個礦種領域。

礦山企業在生產經營活動中，需要繳納多項稅收。歷經多次稅收政策改革，對于礦業領域內稅收的征收種類，征收范圍，征收幅度等，我國已經建立了相對完備的法律體系。盡管相關政策從理論層面仍然存在諸多爭議，實踐操作上也受到眾多質疑。然而，從實務角度來講，相關法律政策并不因為爭議或質疑而不被執行。一旦在稅收方面出現漏洞，礦山企業將會面臨巨大的法律風險。

二、現行礦產資源開發稅收法律政策體系概覽

對于礦山企業來說，其需要繳納的稅種既包括一般企業可能面臨的企業所得稅，增值稅以及營業稅等稅種，也包括只有本行業內企業才需要繳納的資源稅，具體來看，礦山企業需要繳納的主要稅種包括：企業所得稅，增值稅，營業稅，資源稅，城鎮土地使用稅等，筆者將于下文這些稅種的征繳的范圍以及征繳標準等諸多問題進行詳細闡述。

（一）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顧名思義，只有取得所得，才需要繳納該稅種。詳細來講，就是企業就其每年的收入總額，減除不征稅收入、免稅收入、各項扣除以及允許彌補的以前年度虧損后的余額，向稅務機關繳納企業所得說，目前內外資企業的稅率統一調整為25%.如果外國企業在華從事礦產資源的勘探開發，持續時間超過該外國企業所在國與中國在雙邊稅收協定中約定的期限，則從稅法角度來看應視其已在中國設立了機構場所，適用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同樣為25%.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外國企業在華從事礦產資源勘探開發等生產經營活動，通常應到區域主管的海洋石油稅務分局而不是普通的稅務機關進行稅務登記。

（二）營業稅根據《營業稅稅目注釋（試行稿）》，對于礦產勘查企業來說，如果接受委托對外提供除鉆孔打井之外的簡單勘探服務，則應按照“服務業—其他服務業”稅目繳納營業稅，稅率為5%.如果企業接受委托從事地質鉆探、打井、爆破等其他工程作業以及為礦山企業提供建筑物、構筑物、礦井、與礦山不可分割的采礦機電和其他機器設備修繕所取得的收入，應當按照“建筑業”稅目來繳納營業稅，稅率為3%。（三）增值稅根據《增值稅暫行條例》的規定，只要在境內銷售貨物，就是增值稅的納稅人，應當繳納增值稅，普通稅率為17%.如果銷售的產品為煤氣、石油液化氣、沼氣或者居民用煤炭制品，稅率則為13%.國家為了鼓勵某些行業的發展，還專門制定了增值稅的減免政策。例如，自1994年稅收體制改革以來，我國對黃金礦山、冶煉企業生產、銷售的黃金一直免征增值稅。

（四）資源稅根據《資源稅暫行條例》的規定，從事特定礦產品或者生產鹽的單位和個人，需要繳納資源稅，征收范圍包括：原油，天然氣，煤炭，金屬原礦，鹽等。現行政策對上述不同的礦種實行不同的稅率政策，從量征收，銷售產品的量越大，需要繳納的資源稅越多。

資源稅稅率一覽表礦種稅率原油14—30元/噸天然氣7—15/千立方米煤炭0.3—5元/噸其他非金屬礦原礦0.5—20元/噸或者立方米黑色金屬礦原礦2—30元/噸有色金屬礦原礦0.4—30元/噸固體鹽10—60元/噸液體鹽2—10元/噸盡管，根據《資源稅暫行條例》規定，只有國務院才能決定資源稅稅目以及稅額幅度的調整。但是現實中，很多地方稅務部門都向國家財政部以及國稅總局申請調整某一種或多種礦產資源的資源稅稅額。例如，山西省境內的煤炭資源稅稅額于2004年就已經調整至3.2元/噸，今年新疆境內的煤炭資源稅稅額也調整到3元/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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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用卡行為規范的必要性

信用卡不僅進入人們的消費生活，成為了主要的支付手段之一，并且也隨著經濟活動的開展功能不斷擴展，實現提現、貸款、資金運轉等功能。隨著信用卡業務的長足發展和信用卡業務的不斷增長，信用卡業務中的風險頻率也隨之增長，對發卡行、特約商戶、持卡人之間造成的損失也越來越大，風險中的問題也日漸嚴重。筆者在官方網上見到一個民意調查，對消費者用信用并如何看待當前中國的信用卡市場進調查，顯示市場混亂，無規矩占76．82％；比較有秩序，管理規范占14．98％：無所謂，幾乎不用占8．2％。這一顯示消息表明，信用卡市場在現在經濟市場中擁有廣闊的前景，但又存在著巨大的不足，中國信用卡市場的完善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是一個不能回避的話題。

二、信用卡欺詐的行為特點的法律性質分析

英國學者SalyoAoJoens認為，信用卡是一個信貸協議，它需要對購買進行支付，即使用者對發行者負有償還交易時用卡所支付的費用的義務。”信用是現代市場經濟、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發達的銀行業務共同開發的金融產品，具有支付和信貸功能，是商業銀行向個人和單位發行的信用支付工具，是消費信貸的一種形式。”從法律角度看，信用是發卡機十勾持卡人就是用信用卡而產生的權利義務關系存在的憑證。在信用卡的使用下，持卡人與發卡機構構建的是特殊的金融服務合同關系，這個特殊的金融服務合同的主體是持卡人和發卡機構，客體是發卡機構及相關組織提供給持卡人的相關服務，內容是發卡機構和持卡人的權利義務。這一特殊的金融服務合同的特殊性體現在雙方的債務債權關系不確定，因為信用是先消費后支付的支付手段，是對預期的權利義務進行規定，所以體現了一定的不確定性。另外，信用卡下發卡機構和持人的權利義務的實現還涉及到特約商戶，特約商戶作為信用合同的一方當事人，持人和發卡機構的權利義務，需要特約商戶履行其相關義務才能實現。

發卡機構與特約商戶之間的合同關系是‘種消費款項的結算關系。存信用卡關系中，特約商戶實際上是銀行的人，它代表銀行接受銀行認可的信用卡。在跨行交易的結算中，即使特約商戶是與收單行簽訂特約協議，但由于它是代表發卡機構接受信用卡，特約商戶這時是發卡行的人，而不是收單行的人。信用卡交易是以發卡行的信用介入特約商戶和持卡人之間因購物或消費而產生債務債權關系，以信用卡為支付工具和信用工具。在信用卡交易中，發卡機構承諾收到符合規定是用信用卡的簽單即付款與特約商戶，獨立于作為其基礎的持卡人與特約商戶的消費關系之外，也不受持卡人與發卡機構之間的資金關系的制約。從實務上來講，發機構除了為持卡人和特約商戶提供結算及其他相關服務外，還以其巨大的信用為特約商戶提供付款擔保，為持人提供資金融通。從法律關系這個角度來說，發卡機構為持卡人和特約商戶提供相關服務之外，還與特約商戶形成一種獨立擔保關系，在持卡人信用賬，無足夠余額支付所購商品時，持卡人可以使用發行所給予的信用額度透支消費完成購物行為，其實質是發行墊付資金完成對特約商戶的付款。所以，信用卡在發卡行與特約商戶之間形成的是持人住用信用支付下有發行提供付款擔保的一種獨立擔保關系。

持卡與特約商戶的關系是一般的商品買賣和服務的法律關系，雖然采取的是信用卡這一方式進行支付和結算并介入了發卡行水完成整個消費行為，但是實務上和技術上百異于其他支付方式，但買賣或提供服務合同的雙方當事人的法律關系卻不實務的同而變化。

信用卡欺詐是指不法持卡人通過欺騙手段領取或偽造信用卡，并使用信用卡進行詐騙的行為。詐騙按照角色的不同可以分為商家詐騙、持卡人詐騙和第三方詐騙。商家欺詐來源于合法商家的不法雇員與欺詐者勾結的法商家。在實務中，商家雇員有機會接觸到持卡人的卡信息，這就有可能為使不法雇員保留或復制信用信息，通過信息的保留而進行欺詐。持卡人欺詐主要是不道德的真實持卡人所進行的欺詐，通常是持卡人充分利用信用卡的責任條款，在收到貨物后提出異議或言沒收到貨物，欺詐商家和發卡機構。第三方欺詐主要是不法分子利用非法獲取的信息，偽造和騙取信用卡并進行交易。行為人通過偽造相關信息來欺詐發卡行發行信用卡，這種情況下，一旦發卡行發行后，引起的法律關系是真實存在的，雖然在法律效力上其歸于無效，但在欺詐行為沒有被發現之前，無疑是擾亂信用卡市場秩序，侵犯了發卡機構的利益。行為人利用他人的身份進行欺詐，騙取發卡行發行信用卡進行使用的情形相對于利用虛假身份進行欺詐的情形更為復雜。根據當事人是否知情，可將這類行為分為當事人完全不知情情況下的欺詐和當事人知情的欺詐行為。由于當事人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身份被行為人利用，其騙領信用卡的行為應與行為人虛構身份，偽造申請資料騙領信用卡的情形相同，對當事人不具法律效力，不需承擔法律責任：當事人知情情況下的信用卡欺詐行為，目前比較典型的是中介公司進行欺詐申領信用卡，即所謂的”套現”。中介公司一般打著”小額申請”、”快速融資”、”貸款綠色通道”的幌子來誘騙申請人。中介公司一般會告訴申請人，他們可向各家銀行同時申請信用卡，這樣申請信用卡的數量可達十幾張。每張信用卡可的信用額度可達2萬到5萬元，總額度就可答三四十萬元。然后，中介公司通過提供最全套的手續去”騙領”銀行的信用卡金卡。最后，中介公司通過POS機為申請人大量提現。當十幾張信用卡從銀行里辦理出來，中介公司都要向當事人索要10％到50％的手續費，如果當事人希望直接收到現金，中介公司也可以利用自己公司的POS機為當事人刷卡，使銀行資金轉入公司賬戶提出來。但我國目前還無專門針對這種犯罪形式的法律規定措施，所以只能依據相關的法律規定進行規制。

三、信用卡欺詐現有的法律規范

信用卡使用作為一種民事行為，我國《民法通則》、《合同法》、《刑法》、《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等法律對信用進行了原則規定。《民法通則》的規定。我國《民法迪則》是調整平等主體的自然人之間、法人之間、自然人和法人之問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法律規范，當事人在民事活動中的地位是平等的，遵循自愿、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信用卡法律關系中最為摹砌的就是發卡行、持卡人和特約商戶三者的關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規定。發機構始終面臨著申領人偽造資料騙取發卡機構信任的問題，非法持有人的詐騙問題，合法持有人惡意透支的問題以及特約商戶未盡職責的問題；持人則面臨著信用卡和身份證被盜竊、遺失的問題。因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對使用偽造、作廢、冒用他人信用卡、惡意透支的(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

為目的，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透支，并且經發卡行催收后仍不歸還的行為)及盜竊信用卡并使用的依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金融法律的規定。《中國人民銀行法》和《商業銀行法》是我國金融法律體系中的兩部重要法律。《信用卡業務管理辦法》對信用卡業務中的主體，發卡機構、銀行、持卡人和特約商戶都具有約束力，而且在業務規定、業務管理、信用卡申領與銷戶、轉賬結算、存取現金、法律責任方面都作了明確的規定。其他包括《關于懲治破壞金融秩序犯罪的決定》、《關于辦理利用信忙許騙犯罪案件具體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及各商業銀行關于信用的章程、特約商戶協議節、特約商戶操作程序、信用卡業務會計核算于續、信用卡保險單等都有針對信用卡使用有關的約定與規范。

我國目前關于信用卡的立法相對于實務的發展具有一定的滯后性，但其對各個部門法對信用卡的規制來看也有定的不足和弊端。目前我國調整信用的規范主要是法規規章及相關規范性文件，行政規章主要是中國人民銀行頒布的《銀行卡業務管理辦法》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頒布的《電子銀行業務管理辦法》，其他規定散見于其他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作的少量司法解釋。信用卡法律立法層次低，權威性不強，不能充分保護消費者。其他規范性文件主要是由各商業銀行自己制定的信用卡章程。這些章程在信用卡交易實踐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他們在性質上是一種格式合同，法律效力沒有足夠的法律條文來支持。其次，表現為缺少調整信用卡法律關系的專門性法律，我國目前在調整信用卡方面的法律最為權威且最具操作性的規章是《銀行卡業務管理辦法》，但該《辦法》也并非針對信用卡專門而立，而是將各類銀行卡業務納入同一辦法進行了規范。其具體內容對己出現或可能出現的信用卡法律糾紛沒有做出比較完善的法律規定，信用的法律規制仍然存在嚴重缺失。另外，其對銀行制定信用卡章程的格式條款不加任何限制，亦不利于消費者權益的保護。

四、完善信用卡欺詐防范的法律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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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網絡經濟中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法律規制現狀及存在問題

網絡涉入到經濟領域，既為網絡經濟市場創造大量的經濟利潤，也帶來頗多消極影響充斥整個網絡經濟市場，盡管我國有《反不正當競爭法》，但其制定的初衷主要是針對傳統的市場經濟的，很難對現在的網絡環境下的不正當競爭行為進行有效監管。要讓《反不正當競爭法》從傳統經濟市場轉移演化到網絡經濟市場是需要不斷修改和完善的，對日益增多的網絡不正當競爭行為，國家政府也做了規制措施，頒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和實施細則，如2006年頒布《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域名爭議解決辦法》，對域名注冊機構認證辦法、實施內容、爭議的解決及程序作出了詳細而明確的規定。但是，每部法律畢竟針對的對象特定，其調整范圍就有限，要想全方位解決網絡經濟中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最有效的途徑還是依靠《反不正當競爭法》。我國現行網絡經濟中反不正當競爭法律規制還存在諸多不足之處，主要是：一是沒有“一般條款”進行原則性規定。我國現行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列舉了11種不正當競爭行為，但對于網絡經濟中的各種不正當競爭行為則沒有囊括其中；二是適用主體及范圍過窄。《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的經營者是經過注冊，從事商品經營的法人、組織和個人，而在網絡環境下，不管注冊已否，只要在網絡中從事經營，其主體都應該受《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調整；三是具體案件管轄不明。網絡的虛擬、隱蔽、跨國界等特性，使得網絡環境下的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管轄帶來很多新問題，如何確定不正當競爭行為人？如何確定不正當競爭行為地？這些都給網絡環境下的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屬人管轄、屬地管轄帶來很大困難，有的不正當競爭者就是利用這個法律漏洞，進行不正當競爭行為。另外還存在網絡電子證據采信認定薄弱、網絡服務提供商侵權責任認定原則欠妥當等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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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政府公共信息信息公開法律制度

現代社會正步入信息時代，信息已成為人們生存和發展的不可或缺的條件。而政府公共信息更是在對社會成員的生存和發展起著最為重要的作用。

在我國，根據政府公共信息的性質，政府公共信息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政府掌握的不涉及個人信息的與經濟、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相關的信息。第二類是政府掌握的涉及個人信息的與經濟、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相關的信息。這類政府公共信息涉及一部分公民、法人的信息，但是這類信息根據法律可以向公眾公開。比如公司法人的登記信息等。

因為政府公共信息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對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有著重大的作用，擁有一個完善的政府公共信息的公開制度是我們社會必不可少的。自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各種形式的政府公共信息公開法律體制改革在全國各地廣泛掀起。最近一個顯著的例子很好的說明了我國在政府信息公開制度上的進步，2008年9月11日晚，中國衛生部指出，近期甘肅等地報告多例嬰幼兒泌尿系統結石病例，調查發現患兒多有食用三鹿牌嬰幼兒配方奶粉的歷史，經相關部門調查，發現石家莊三鹿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三鹿牌嬰幼兒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隨后企業對有毒有害奶粉進行了召回，在對有毒有害奶粉召回過程中，由政府向社會公眾公開該事件中的相關細節。這說明我國政府在處理公共安全及相類似事件中較以前有了重大的進步，也說明了我國各級在公共信息公開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但是，通過對改革開放后的政府公共信息制度的分析，我們也不難發現，我國各級政府公共信息的開放化和透明化首要推進力是自上而下的。毫無疑問，在上級的大力支持和要求下，政府公共信息公開的直接效果確實立刻能顯現出來，但是這種模式存在了極大的弊端，因為很多情況下就是以“上級發文、下級落實”的方式展開的。它往往導致了各級政府都習慣于“以文件落實文件”，越到基層越是敷衍塞責、消極應付。同時，我國的政府公共信息相關法律制度的確立和完善，尚處在起步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也是在去年才生效和得以實施。其次，政府公共信息公開制度和各級政府實踐中還存在很多不足之處，如公開的主體范圍狹窄，主要限于基層；公開的內容范圍狹窄，主要限于法律法規、政府文件及執法程序、收費標準，公開的方式大多限于主動公開等。

因此，現階段我國迫切需要一個完善的政府公共信息的公開和管理的相關法律和管理制度，以適應建設法治國家的需要以及建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服務型政府體制的需要。

一、加強對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的相關立法

(一)確立行政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的基本立法原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九條到第十二條規定了很多政府應當公開的公共信息。但是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未規定的政府公共信息，現階段行政機關因為沒有法定的義務，故可以不予以公開。我國法律將行政公開確定為行政機關的義務，原則上，行政機關應該將其所掌握的文件資料向公眾公開，但有時行政公開可能涉及國家安全、影響行政效率，以及暴露個人隱私或商業秘密，因此立法者必須在行政公開的公共利益與不公開的公共利益之間進行平衡。力求在利益平衡中擴大公民對行政的參與，加強對行政機關的監督。因此，在現代社會，公開已成為原則，不公開是例外，只有在法律明確規定免除公開時，行政機關才能不予公開。我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對公開范圍的規定也應當是規定政府對公共信息不公開的范圍，除此之外都應當公開。

(二)逐步完善政府公共信息公開的立法

在政府公共信息服務的法制建設上，目前需要解決的問題主要在于以規范、明確的法律、法規來保證政府及時有效地提供公共信息服務。

具體來說我國應當盡快制定出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法》，并以該法為基礎，完善一系列地方法規和部門規章，用法律來約束、規范各級政府履行公共信息公開的法定義務，保障公民知情權的實現。該法律應規定政府公布公共信息的范圍、時效以及政府在公民信息知情權上所負的責任；規定對基于自身利益而選擇有限政府公共信息公開或扭曲性政府公共信息公開的行為要嚴加監督和處理，以確保公共信息資源無償地向公眾公開，無論是公民個人還是企事業單位，在不違背國家保密法的前提下，都可以獲得其需要的政府公共信息。

在這個政府公共信息公開法律制度中應當盡快出臺我國的《公共信息公開程序法》。行政程序法是規范行政行為的法律武器。此外，制定政府公共信息安全服務方面的法律也應成為我們的立法目標之一。

二、加強對政府公共信息公開的監督

(一)明確不履行公開義務的法律責任

推動依法負有公開義務的國家機關依法公開政府公共信息承擔公共職責的政府職能部門，對于公眾關心的本部門各種信息，只要不涉及法律規定的秘密事項，都應該及時通過適當的途徑予以。因為政府公共信息得不到及時的公開，導致群眾利益受損害，政府工作被動的例子在現階段舉不勝舉。比如城鄉建設規劃，路將從哪里通過，房將在哪里建，公共設施如何配套，這些與老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信息，卻常常被職能部門“藏在深閨”直到工程要開工了才動員群眾配合，但因涉及征地搬遷等復雜事項，工作難度可想而知。但是，如果國家制度一系列法律、行政法規，在有條件的地區制定相應的地方法規，在明確具體公開義務的同時，也明確相應的法律責任的話，上述不公開行為便會得到有效的遏制。

(二)設置實施公共信息公開的監督機制

設置有效的監督機構是一個好的制度要想得以在實踐中推行的必然需要的途徑。

首先，要調動公民監督的積極性。公民是信息公開最直接最主要的受益人。因此，信息公開的法律應當明確賦予公民對國家機關信息公開的請求權，以及為落實這一請求權所必須的訴權—即對不履行法定公開義務者提起行政訴訟的權利。

其次，進一步完善司法監督機制。政府的公開職責應當接受人民法院的司法監督。政府公共信息公開很大程度上保障的是公民對公共事務的知情權，而且作為被監督者的政府反而擁有了信息公開的解釋權、決定權，顯然不利于信息公開的推行。同時我國行政訴訟法關于“具體行政行為不包括政府的規范性文件以及不特定對象的公共利益的行為”的規定，無疑堵塞了公民申請司法救濟的渠道，所以我們迫切需要從法律上加以完善。因此在加強政府公共信息公開制定建設過程中，我們應當全面的規定政府不履行職責的法律責任，同時還要在對政府公共信息進行行政訴訟程序立法，對政府公共信息公開進行有效的監督。

再次，加強權力機關和政府內部監督，各級政府要自覺接受同級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監督和政協的民主監督，切實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侵權要賠償、違法須追究。監察部門要依法獨立履行監督職責。制定出一套標本兼治、懲防并舉、教育監督并重的政府內部對政府公共信息公開的規定。

最后，要發揮新聞媒體的監督功能。新聞媒體要通過他們的輿論力量加強對政府公共信息的監督，對政府不公開相關公共信息的應當即時曝光，甚至可以訴渚法律程序，以切實的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的實現。

三、制定相應的隱私法，注意對公民隱私的保護

在現代社會，隨著行政權力的擴張，電子技術的發達，公民個人資料越來越多地掌握在政府手中，行政信息公開在某些情形下將侵犯公民個人隱私權。因此，在加強行政信息公開制度的同時，還要注意對公民隱私權的保護。我國憲法雖然規定了公民所享有的家庭權利、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等屬于隱私權范疇的內容，但沒有確立隱私權的憲法地位，更沒有制定專門的隱私權法，因而不利于保護公民的隱私權。如果我國在政府公共信息公開法制化過程中同時通過相應的《隱私法》，也可以在保護公民的知情權的同時，盡大可能的保護公民的隱私權。

四、健全和完善法定的政府公共信息服務

政府公共信息公開服務的范圍必須加以擴大。有關行政會議主題及決議的內容和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活動情況，應當允許新聞媒體依法采訪、報道和評論，反映社會公眾的要求和呼聲。除了擴大政府公共信息公開的范圍外，擴展政府公共信息服務的內容還包括：要深入挖掘現有公共信息資源，強化信息分析、預測和調研服務功能，把握事前、事中和事后等動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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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納米技術學對于傳統的自由意志的概念提出了新的問題。那就是，現代科技的發展與一個觀念相悖，即：如果人的意愿是在生理原因交感的確定領域之外的話，那么人的意愿只能是自由的。隨著生物科技以及神經科學開始解釋人腦與意識時間的關系，以及新的技術使得科學家能夠開始變更人精神狀態，那么人類是否能夠自由地選擇某種行為模式呢？這個問題似乎已經變得不再那么確定了。這種不確定性，給刑事司法方面也帶來了很多問題，一方面它可能成為我們獲得刑事證據的新的途徑，或者可能成為預防犯罪的手段；另一方面，它也為我們在判斷行為人的主觀心理時造成障礙。如果人的同樣行為都只能由一種單純的心理狀態來指導（我們稱之為“決定論”）的話，那么也就不存在刑事上的歸責問題了。[4]但是問題不是這樣，以“殺人”為例，某些行為人積極地追求被害人的死亡結果，有些出于放任，有些出于疏忽大意導致被害人死亡，還有些出于認識錯誤等等。如果這個“決定論”是正確的，并且責任依賴于行為人本可以做出的意思表示，那么我們將如何歸責和定罪懲罰呢？即使希望殺人是源于精神上的動機，并且有一個完整的動因形成過程，刑事司法體系在當這種動機指導了行為并產生了刑事上的法律損害才予以歸責。這也就是說，刑事責任從不強加于無動因的、自由的行為。未來的技術肯定會幫助我們確定行為人在殺人時的精神狀態，并且將這個精神狀態進行一個完整的描述。這種進步不僅能夠幫助司法機關更好的認清事實，來判定被告是否有罪或者無罪，而且有利于對該罪行進行更精準的分析和歸類。

神經納米技術用于探知人的主觀心理狀態并影響歸責

如前述，神經納米技術的發展能夠使我們獲取人類主觀心理狀態的新信息，能改變或者抑制人的主觀心理，甚至能灌輸某種精神狀態。首先，如果神經納米技術能夠為我們提供更準確的關于人的精神狀態的信息，我們其實不用擔心這作用會消極地影響刑事司法體系。實際上，這種信息應該幫助我們更好實現罪名的分類。比如在一場命案中，我們可以利用神經納米技術成功地分析到嫌疑人的心理狀態。只要我們相信通過神經納米技術獲得的信息的可信性，那么他們應該被看做是刑事司法體系的一個助手。這種進步能幫助我們更好的區分被告的一級謀殺還是二級謀殺，還是誤殺，等等(這是美國刑法中關于謀殺的定性)。當然，關于神經納米技術的先進性以及其收集數據的真實性被看作是一個有爭議的事情。[5]此外，從神經納米技術中獲得的關于人的精神狀態的信息，有一個關于轉換的問題。也就是說，科學家需要將科學數據轉換成法官和陪審團能夠理解的用于歸責的普通語言。法官和陪審團通常不理解一個新的科技數據所體現的歸罪含義。在這種情況下，法官需要扮演一個信息篩選者的角色，要篩選不相干的信息，并且專家也應當能夠將科學數據翻譯成法官所理解的語言。以美國最高法院在Daubertv.MerrellDowPharmaceuticals案中[6]，表示：法官應當扮演信息篩選者的角色，法院接受任何專家證據的結論，該證據應當獲得該特定領域的普遍接受和認同。這個標準使得很多好的技術被拒之門外，因為它們沒有獲得科學家的普遍的接受。然而Daubert案要求聯邦法官在決定科學證據的關聯性時需要考慮被提交的數據是否已經符合嚴格的測試以及同行的審查。Daubert案同樣要求相關的科學能夠幫助發掘事實，去理解證據或者去決定事實爭議。

神經納米技術改變或者限制人格并影響歸責

“納米技術提供了一系列的搜集、積累、分配個人信息的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作為被施加技術的客體，接受神經納米技術的人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會被技術性介入，并影響其精神以及大腦系統。這種可能性不僅是現實的，而且是確定的。”[8]這也就意味著，納米科技可以導致特定大腦區域的封閉，或者阻斷大腦區域之間的聯系，這種可能性引起了人們對于公共政策的關注。迫使犯罪嫌疑人的人格轉變的技術是否有悖于道德呢？如何讓這個技術具有可信賴性呢？如果上述技術證明了涉及歸責的特定心理狀態的存在，那么足以作為證據嗎？[9]另外一個令人關注的問題是，是否接受這個化學技術的程序是自愿履行的。我們能夠想象的到，如果一個人選擇接受這種技術就有可能減輕獲罪，那么這個過程就可能是自愿的。這種技術手段的刑罰是否超越了憲法呢？這個問題很難回答。這種懲罰看上去并不比現在的懲罰方式殘酷，但是它卻產生了同樣的抑制效應。改變人的動機可能是在利用神經納米技術防止犯罪方面最可能做的事情，通過這種方法可以阻止人們的犯罪。但是，這有一個嚴肅的道德問題。首先，這種方式是否具有自愿的性質是需要被考慮的。在現有體制下，犯人仍然允許保持其作為人的資格，但如果他們被釋放后，他們又將繼續追求他們私人的欲望。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去考慮這個問題，如果我們的道德標準變化了、法律標準變化了，或者他們的欲望不再是認為是犯罪了，那么這個人就可以從監獄中釋放出來了。在基于社會道德規范永久地改變犯人之前，我們需要確認這種道德是否其本身具有時間性。一個相關的問題就是關于權威和規則的道德問題：誰來決定哪個罪犯有資格被改變？這種的欲望到底有多嚴重以至于必須要改變？進一步分析，如果國家強制改變罪犯的等級，法官以及陪審團將不再承擔將罪犯歸類的任務了。這種決定可能是有偏頗的，正如我們在過去將死刑的適用與種族聯系到一起一樣。

神經納米技術向人“植入”意念并影響歸責

篇10

藥品作為一種特殊商品,是用來治療、預防和診斷人的疾病的產品,關系到人民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藥品廣告是消費者獲取藥品信息的主要途徑之一,但其具有信息不對稱的特性,消費者處于信息弱勢地位,因此世界各國政府都對其予以規制。我國也不例外,對藥品廣告進行規制的法律主要有《廣告法》、《反不正當競爭法》、《藥品管理法》、《藥品廣告管理辦法》、《藥品廣告審查辦法》、《藥品廣告審查標準》等,其中規定處方藥只能在專業期刊上廣告,非處方藥可以在大眾媒體上廣告;藥品廣告必須事先獲得審批,獲得藥品廣告批準文號等等。盡管法律對藥品廣告給予了特別的重視,但是違法的藥品廣告依然屢禁不止。

1違法廣告的表現形式

1.1從違反藥品廣告監管方面看違法廣告主要有未經審批擅自廣告、擅自篡改審批內容、違反禁令廣告。據統計,2005年9月至10月,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依法通報批評并移送同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查處違法藥品廣告11198次,在這些違法藥品廣告中,未經審批擅自的為10345次,占違法廣告總數的92.4%;擅自篡改審批內容的有790次,占總數的7.1%;禁止廣告的63次,占總數的0.5%[1]。

1.2從違法廣告的內容及形式看違法廣告主要有如下表現:自我吹噓高治愈率、高有效率、安全無毒副作用;片面利用名人或患者形象做廣告;憑空杜撰獲得所謂國內外大獎,謊稱攻克國家或者國際醫學難題;法律禁止的治療腫瘤等7個方面的藥品廣告依然不斷;一些醫療機構打著專家坐診、專科門診、特色醫療等招牌,夸大宣傳,推銷所謂“特效”藥品;濫用廣播咨詢節目,以新聞報道、健康欄目、健康熱線等形式出現,內容卻涉及醫療機構名稱、藥品名稱、醫療器械及產銷商名稱,誤導病患者。

2違法藥品廣告屢禁不止的原因分析

2.1法律規范不完善雖然關于藥品廣告的法律規范種類繁多,但是藥品廣告法律規范的內容仍然不完善。如《廣告法》中有關虛假廣告的規定過于簡單,既沒有明確的概念,又沒有具體的認定標準,實際操作難度大。對明顯虛假的廣告判定起來比較容易,而對那些打球和邊緣性廣告判定卻有一定的難度。例如有的廣告大部分內容是真實的,只是在某一個方面表述是虛假的,能否把整個廣告認定為虛假廣告,即達到何種程度才算虛假廣告,廣告法沒有在這方面做出規定,致使查處案件時難以定性,若定為部分虛假則難以計算廣告費用,最后以未到工商部門辦理手續擅自此類廣告作為一般違法廣告案件了結此案,影響了查處力度。

2.2監管主體不統一我國目前的藥品廣告監督體制中,藥品廣告的管理機關是工商部門,省級以上藥品監督管理部門負責藥品廣告批準文號的審批。《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第六十二條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應當對其批準的藥品廣告進行檢查,對于違反本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的廣告,應當向廣告監督管理機關通報并提出處理建議,廣告監督管理機關應當依法做出處理。”根據這條規定,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有責任對藥品廣告進行監督檢查,但卻無權直接處理,需由工商部門依法進行處理。因此醫藥廣告的審批和管理分屬兩個不同部門,部門之間缺乏協調監督機制,合力難以形成,也是導致違法藥品廣告屢禁不止的原因之一。

2.3經濟利益的驅使目前醫藥廣告主,無論是藥品的生產銷售商,還是藥品的使用單位——醫療機構,都是參與市場競爭的主體。在優勝劣汰的市場經濟體制下,面對激烈的競爭,那些小型醫藥企業和小型醫療機構在資金、人員和技術設備上自然處于劣勢,一方面他們研發能力低,輕研發重營銷,因此缺少高質量的產品和技術;另一方面他們為了搶占消費市場并獲取經濟利益,頻頻虛假醫藥廣告。

虛假醫藥廣告在媒體的泛濫,并非中國特有現象。經濟利益的驅使是造成這種現象的重要原因。老百姓對于藥品知識掌握甚少,不能夠憑借掌握的日常知識去判斷所有的藥品,因此,在廣告主,廣告者和受眾之間,其資源和權力結構顯然是一種不對稱的關系。如果缺少完善的管理和制約機制,這種不對稱性勢必影響大眾傳媒保持其理論層面上應有的社會公共性。廣告者——大眾傳媒需要經濟上對其進行輸氧輸血,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如果沒有廣告的支持,電視網和廣播網的節目不會成為免費的產品,而報紙也會相應貴上幾倍。但如果媒體過度依賴廣告收入,勢必會影響到傳媒的獨立性,甚至引發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媒介并不是不能判斷“可根治癌癥”、“一個月內增高5公分”等廣告的荒謬與虛假,只不過是為經濟利益的驅使,它們放棄了“把關者”應有的責任而為其大開綠燈,乃至于推波助瀾[2]。

2.4對違法藥品廣告不同主體的處罰不合理,處罰力度不夠《廣告法》第四十三條規定,未經廣告審查機關審查批準,廣告的,由廣告監管機關責令負有責任的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者停止,沒收廣告費用,并處廣告費用l倍以上5倍以下罰款。

筆者認為擅自藥品廣告主要是違背了行政管理秩序,對違法廣告人主要以行政責任處罰是適當的,但是,不能對各違法主體處以相同的處罰。行政處罰盡管不適用補償原則,但應當遵循過罰相當的原則,違法廣告主體不能因違法廣告獲得利益。擅自藥品廣告的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者從擅自廣告中的獲利是不同的,因此過錯程度也不同。廣告費是廣告經營者、廣告者的違法收入,是他們進行違法廣告行為的原動力,以此為標準對他們進行處罰是可以的。但對于廣告主,擅自的藥品廣告內容大多是虛假的或引人誤解的,因廣告給廣告主帶來的收入一般遠遠超過廣告費用,而與廣告費用也沒有直接的關系[3]。另外,根據《藥品管理法》,藥監部門對其也僅能處以“撤銷廣告批準文號”和“一年內不受理該品種的廣告審批申請”的處罰。這些處罰對于大部分違法廣告主來說“無關痛癢”,不能產生震懾作用。

3發達國家藥品廣告法律規制經驗借鑒

3.1美國美國是當今世界上廣告業最發達的國家之一。它的廣告投入幾乎占世界廣告總投入的2/5。為了有效管理龐大的廣告業,美國首先完善全國性和地方各州的廣告立法。

3.1.1按藥品的種類來劃分行政管理機構對藥品廣告的監管職能 非處方藥的廣告由FTC進行審批和監管,處方藥的廣告由FDA進行審批和監管,這樣既有利于FDA從專業角度對處方藥進行有效的監控,也可以避免同一藥品廣告由不同部門進行監管所帶來的弊端。1962年,美國國會通過了FDCA《聯邦食品、藥品、化妝品法案》的修正案,將處方藥廣告管理權從聯邦貿易委員會(FTC)移交給了FDA,要求處方藥廣告主在廣告首次后,將廣告促銷材料作為促銷藥品上市后監督的一部分提交給FDA,并在FDCA中作了一些簡要的規定,特別強調處方藥廣告應包括關于有效性、副作用、禁忌證等的簡要說明。

3.1.2對違法藥品廣告的打擊力度大虛假廣告是美國廣告監管的重點。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規定,凡是“廣告的表述或由于未能透露相關信息而對理智的消費者造成錯誤印象的,同時這種錯誤印象又關系到其所宣傳的產品、服務的實質性特點,這類廣告均屬欺騙性廣告”。因此,無論是直接表述,還是暗示信息,廣告者都要負責。

另外,美國人的訴訟意識很強,如果有觀眾發現違規廣告,就會告知聯邦通訊委員會,通訊委員會則會出面調查此事。該委員會有權對違規嚴重的任何電視臺吊銷執照。聯邦貿易委員會也設立了專門的電話熱線和網站,接受消費者有關虛假藥品和醫療廣告等的投訴。一旦聯邦貿易委員會判定某一廣告為欺騙性廣告,可以要求廣告者馬上停播,并責令其更正的廣告。如果廣告者繼續播出違法廣告,將被處以高額罰款。同時,聯邦貿易委員會可以向聯邦地方法院提訟,法院有權凍結廣告者的全部資產,以備將來對消費者進行賠償。如果罪名成立,廣告者將面臨經濟賠償,甚至牢獄之災[4]。因此,對違法藥品廣告的打擊力度大,其違法成本高于違法利益,維護了法律的嚴肅性和有效性。

3.2德國德國媒體發達,醫療水平先進,其社會醫療保險體制非常完善,因此,藥品廣告的效果并不明顯,這樣就從營銷渠道遏止了藥品的虛假廣告;德國通過立法對醫藥廣告加以嚴格規定,又從根源上摧毀了虛假藥品廣告的溫床。德國1994年修訂頒布的《醫療廣告法》對包括醫藥及醫療設備等在內的所有醫療范疇內的廣告進行了嚴格規定,其中藥品方面規定:處方藥只允許在專業藥店中出售,也只允許在醫生、藥店銷售員及醫學研究人員等相關的專業性雜志上做廣告。非處方藥的廣告投放稍微寬松一點,但是對其廣告描述有苛刻的限制。

法律還規定,所有醫藥廣告必須清楚注明藥品副作用及服用介紹等相關要素,并單獨注明“為預防用藥風險及副作用,請您仔細閱讀藥品說明書并向專業醫生詢問”。

如此嚴格的規定對于制藥商來說廣告不能直接獲取利益回報,還不如投資于新藥研發。這樣一來,虛假藥品廣告也就不會出現了。

3.3法國法國國家衛生制品安全局在藥品廣告管理方面對專業廣告和大眾廣告都有一系列的具體要求,甚至從字體到字跡都有明顯的要求和標準。如在對專業廣告的要求中,該局特別提到對組成某種藥物名稱的所有單詞必須采取統一標準處理,無論是字跡、字體,還是顏色都應該完全一樣,以避免為突出廣告效應而弱化藥物的其他特點。為防止公眾利益受到侵害,該局規定,尚未獲得上市批準的藥品不得先期進行廣告宣傳;為避免夸大藥效,不允許在藥品廣告中使用“特別安全”、“絕對可靠”、“效果最令人滿意”、“絕對廣泛使用”等吹噓藥品安全和療效的過激字樣;為避免出現不公平競爭,不能在廣告中出現“第一”、“最好”等絕對字樣。此外,任何藥品在投放市場1年后,不能再繼續標榜為“新藥”。由此可以看出,對專業廣告的形式進行規范,也是很有必要的[5]。

4建議

借鑒國外藥品廣告法律規制的相關經驗,結合目前我國藥品廣告中存在的問題,筆者從法律規制的角度提出以下建議供參考:

4.1堅持藥品廣告強制審查制度藥品具有特殊屬性。一方面,藥品可以預防疾病,健康身體,但另一方面,如果藥品使用不當,也會危害使用者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對于廣大消費者來說,他們沒有能力評價藥品的質量與療效,也無法識別藥品的真偽。而藥品廣告作為一種傳播藥品信息的重要媒介,由于藥品的特殊性和消費者對藥品的無知性,目前我國的市場競爭機制仍不成熟,消費者運用法律保護自身利益的意識仍有待提高,這就要求政府對藥品廣告實施強制審查制度,通過專業技術人員運用專業知識對藥品廣告進行審核,防止虛假廣告進入市場,危害消費者健康。

4.2廣告監督主體多元化和有機化借鑒美國的相關經驗,從藥品的安全性角度出發,將處方藥廣告和非處方藥廣告劃歸不同監管主體進行監管,使同一類藥品廣告的審查、日常監管、處罰成為一個有機整體。

處方藥與非處方藥廣告的監管所需要的藥品專業知識的程度是不一樣的,從我國的情況出發,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匯聚了大量藥品監管的專業人才,對于需要藥品專業知識程度高的處方藥品廣告監管來說,將處方藥的監管職能交由藥品監管管理部門是合適的。而將非處方藥的審查交由工商部門,使其審查、日常監管、處罰成為一個有機整體,可以提高廣告監管工作的效率,也可以加大對于違法藥品廣告的處罰力度。

4.3從內容和形式上規范藥品廣告應將藥品廣告與普通的商品廣告區別對待,單獨立法對藥品廣告進行特別規制,從內容和形式上對藥品廣告做出具體規定。例如借鑒法國的經驗,對藥品廣告的用語進行限制,如藥品廣告中是否有絕對言詞,是否有誤導受眾的可能等,避免為突出廣告效應而弱化藥物的其他特點;對專家、名人、醫生、醫院做廣告及對兒童做廣告做出具體規定。

從保護消費者的利益出發,應借鑒德國的經驗,所有藥品廣告必須清楚注明藥品副作用及服用介紹等相關要素,并單獨注明“為預防用藥風險及副作用,請您仔細閱讀藥品說明書并向專業醫生詢問”。

4.4引入信用體系,建立企業信用檔案虛假廣告的是誠信缺失的表現,因此,治理虛假廣告,引入信用體系,值得探索。2004年9月30日,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印發了《藥品安全信用分類管理暫行規定》,為藥品安全信用體系的完善奠定了法律依據。建立藥品企業信用檔案,進行信用等級評價,根據信用等級進行監管,激勵守信和懲戒失信,定期和不定期地向社會公布,創造鼓勵誠信,打擊失信的氛圍。同時向廣大消費者宣傳如何防范虛假廣告,鼓勵大眾積極參與到信用監管與評價中來,共同打擊虛假廣告的廣告主和者。

4.5建立更為嚴格的懲罰制度和實施更嚴厲的懲罰措施,明確各廣告主體的責任亂世必苛以嚴法。在歐美,許多國家將虛假的廣告列為違法犯罪行為,輕則罰款,重則判刑。即使是一次罰款,也能讓眾多作假者破產,也能使他們身敗名裂,也能使虛假廣告的制作商被清除出廣告行業。在目前虛假藥品廣告泛濫的嚴峻形勢下,我國應該借鑒國際上許多有效的做法,針對違法虛假藥品廣告制作企業和單位,建立更為嚴格的懲罰制度和實施更為嚴厲的懲罰措施,使它們的“違法成本”遠遠大于所獲得的非法收益。

發生藥品廣告違法行為要追究相關行為者的責任,特別是要加大對廣告者(媒體)的責任,將停業整頓、吊銷營業的行政責任也適用于廣告者。除行政處罰以外,還應明確違法藥品廣告行為的民事責任,由廣告主承擔患者由于服用該藥品而造成的損失,從實體和程序上加大對消費者的保護力度,嚴懲廣告主,從而維護法律的有效性和尊嚴。在懲罰主體上,除了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者外,還應該將廣告表演者列入廣告行為主體范圍。

【參考文獻】

[1]關于印發2005年第五期違法藥品廣告公告匯總的通知[Z].國食藥監市[2005]627號.

[2]公文卿.虛假醫藥廣告及法律規制[J].淮陰師范學院學報,2004,28:486.